2020-12-28

姜梦楠

一份最新的调查结果呈现了中国青年群体对待气候变化的态度，以及他们与西方同龄人的不同。

辽宁省沈阳市一所高中的环保社团活动。图片来源：Sylvia Buchholz / Alamy

对于一位1995年出生的中国青年来说，她或他在6岁的时候见证中国加入WTO和随后的经济起飞，在13岁时经历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在2013年伴随着全国范围的严重雾霾走入成年，并在25岁的当下体会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和求学、就业、生活诸方面的不确定性。

如果不出意外，世界将在这位青年35岁的2030年跨过升温1.5度的临界点，从那以后，更严重的热浪、极端降雨和海平面上升将影响她或他的生活，没有珊瑚礁的大海和无冰的北极也将成为一种常态。于此同时，她或他的整个中年时期也许都将投身于中国热火朝天的经济和能源转型，并在即将退休的年龄迎来“碳中和”的历史性时刻。

站在2020年的这个节点，这位中国青年对于正在发生的气候变化有多少认知？作为在接下来的几个十年中实现《巴黎协定》目标和碳中和承诺的“中坚一代”，这一代中国年轻人对于自己的气候使命又有什么思考？一份最新出炉的《中国青年气候意识与行为调研报告》提供了部分答案。

关心却不够了解

这份由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CYCAN）开展的调研针对18-24岁的中国青年群体，定量访问了超过5000人，并对37名青年进行了定性访谈。这可能是迄今为止最细致的一份中国青年的气候意识图卷。

绝大多数受访的中国年轻人（84%）认识到了气候变化的严重性，甚至有超过4成的中国年轻人认为它是当下最严重的全球问题，其次是“社会不平等”（12.9%）和公共卫生（8.3%），这一调查发现在全球疫情肆虐的2020年尤其显得突出。

与之相对的是，尽管有6成受访的年轻人认为自己“比较了解气候变化”，但事实上，他们对气候议题的了解可能并没有自己想象得那么准确。

报告显示，对“我们每次使用煤，油，天然气的时候都在影响着气候变化”这一说法，绝大部分青年群体认为属实；与此同时，对于“气候变化是由地球大气中的一个空洞引起的”这一错误说法，也有近6成青年认为属实或可能属实。可见青年群体的气候认知中存在着一些自相矛盾的“知识”。但相对于中国其它年龄群体，这一年龄段的年轻人已经属于气候认知最高的群体。

从全球治理到中国角色

中国的青年群体对于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相对来说并没有那么熟悉。虽然受访者出生年代集中在1995-2002年，但他们对于《京都议定书》（1997）的了解反而更多，可能的原因是《京都议定书》已经被写进了部分中学课本，但《巴黎协定》更多只是他们成长过程中一个“遥远的”国际新闻。

尽管如此，中国年轻人对于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一些关键性的原则却有自己的思考。他们普遍秉持环境正义理念，认同在享受发展的同时承担对未来和下一代的责任。95%的受访者认同“在排放温室气体时，要考虑到履行自身责任以及对未来和下一代负责”，仅有31.6%的年轻人认为“现在不用担心下一代的能源问题。”

与代际公平议题相对应的是，近六成中国青年认为不同国家需根据自身情况承担不同的环境责任。“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这一代中国青年中仍然深入人心。

绝大部分受访青年群体都认为中国在达成全球气候协议中扮演了最为关键的角色，其次是欧盟和美国。而对于国内气候行动，他们最为认可政府在增加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修复方面和推动能源多元发展方面所作的工作，并希望能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采取更严格的措施。

承担气候责任

作为中国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的中坚力量，这一代青年如何将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融入自身行动也是此次研究的重点。

调查结果呈现了当下中国青年鲜明的生活方式特征。“每月至少网购一次”的青年群体达67%，仅1.5%的青年群体“从不网购”。

和网购一样具有鲜明“青年”烙印的生活方式还有外卖。美团外卖在《2020外卖行业报告》中显示，90 后、00 后外卖群体的占比超过60%，且两个群体贡献的订单数量占比达到了七成以上。

虽然网购和外卖成为年轻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但绝大多数年轻人都认同并愿意为低碳生活做出更多努力。调查显示，70%的青年群体会尝试将快递包装进行二次利用或者废品回收。在定性访谈中，受访者也指出快递包装的质量和材质阻碍了其重复使用，这也对供给侧提出了更高要求。

这一代年轻人为绿色买单的支付意愿也较为强烈。68%的青年群体愿意“为保护环境支付更高的价格”，62%的青年群体愿意“为保护环境缴纳更多的税”，而愿意“为保护环境降低生活水平”的青年群体占比57%。

不过，随着需要支付的价格越高，青年群体对于低碳生活的消费意愿越低。55%的青年愿意多支付1成价格购买气候友好型产品，但愿意支付多3成以上价格的青年仅占3%。这可能与他们经济尚未独立，购买力有限有关。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活动中，青年群体更多的是选择参与志愿者活动，其次是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捐款。大部分青年气候行动还停留在浅层面的参与和接触，而非作为青年整体的一部分和发起者的形式进行活动。“年轻人比较少把自己置身于‘中国青年’的整体想象之中，缺少以青年为主体的行动路径和影响公众的意愿，”研究报告的作者白宇楠写道。相较于以格雷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为代表的“激进的西方青年气候活动家模式”，他认为中国青年在调研中更多展现出“从我出发”、“做好自己即可”的态度。

这一代中国青年的气候意识和气候行为模式将塑造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气候足迹并影响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路径。这些1995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虽然才刚刚带着学校里的书本知识踏入成人的社会，但他们对气候变化危机的关切和行动的意愿蕴藏着中国低碳转型的希望所在。